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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慰安妇去世:没等来道歉

发表时间:2017-09-14 14:51:46  来源:慰安妇  浏览:次   【】【】【

  原标题:“慰安妇”黄有良 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

8月2日,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。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

8月2日,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。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

  姓名:黄有良

  性别:女

  终年:90岁

  去世时间:2017年8月12日

  去世原因:病逝

  生前经历: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幸存者

  8月12日,第5个全球“慰安妇”纪念日前两天,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、90岁的黄有良去世。

  14岁遭日军强暴,15岁被抓去慰安所,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。抗战胜利后,她又遭受村民议论,丈夫打骂,孩子不理解……“这不是我的错啊,我是苦命的人!”她控诉。

  和黄有良一样,在抗战期间被欺凌的中国妇女,共计20万左右。

  70多年过去,幸存者的数字不断减少。如今,登记在册的大陆“慰安妇”,幸存者仅14人。

  她们老了。身体饱受摧残,世俗的嘲讽伴随左右,屈辱又通过子宫蔓延至儿孙两代,从未间断。

  最大的敌人,是岁月。

  皱纹爬满全身,器官生了锈,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时光,她们答非所问,记忆错乱,直到老去,死掉。

  那一句道歉,至今也没人等到。

  噩梦

 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,35℃,烈日炎炎。黄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。

 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节,两排椰子树林立,茂盛的树叶从顶部“炸”出来,像浓绿色的礼花。

  75年前,她被日军抓去的慰安所附近,也是种了一片小椰树。不远处,一人多高的木桩还在,是“日军抓了人,绑在上面打人用的”。

  日子再往前数,就来到那个让她“恨”的年头。

  1941年农历十月,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。那天,她挑着稻笼,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。

  “忽然听到几声喝叫,抬头一看,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。吓得我扔下稻笼,转身就往山里跑。”2000年,她曾对志愿者陈丽菲回忆,日本兵紧追不舍,自己逃得没了力气,被抓住。

  一个满脸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,另一人剥开她衣裙……其他日本兵在一旁发狂大笑。

 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,狠咬。日本兵大叫一声,松开手,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,被一军官大声喝住。

  “姑娘别怕”。军官“九壮”(音)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。将几人遣走后,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。“我用力挣扎,他并不强迫。我以为没事了,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。”黄有良提到,但不知“九壮”什么时候,对方跟到家门口,拦住并把她抱进卧室……

  黄有良偷哭、忍。但第二天,日本兵又来找,她吓得躲起来。

  找不到她,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,毒打,做四脚牛(当地方言,四肢趴在地上)。黄有良得知后,连忙回来看父母,再次被强奸。

  逃亡

  军官“九壮”认得家门,天天来。只要黄有良躲走,他就毒打其父母。

 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,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,上了军车后,直开到藤桥,关进一座房里。

  “门口有哨兵把守,不准我们随便走动。白天做杂工,扫地,洗衣服。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,一般是三个五个,有时还要陪着睡。”黄有良曾回忆,不听话就会挨打。她很怕,被逼着,只能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”。

  她形容,在藤桥的那段时光,整个身子像散了架,每夜都要遭受折磨……她多次想寻找机会逃走,也暗中和同伴想过办法,但因日本兵站岗很严,加上不熟悉路,无法逃走。

  而同伴中,一位汉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,被打得半死后,关押起来。

  糟蹋得太多了……黄有良认识的女性中,陈有红(音)不听日本兵(的话),被打得大出血,死了。还有一个,听说咬断舌头,也死了。

  她放弃了逃走念头,听天由命。

  被关了两年后,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,来到藤桥日军军营,告诉她,父亲死了。

  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,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。起初对方不同意,黄有良再三哀求,趴在地上磕头,才终于得到允许,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。

  回到家后,她发现父亲“好好的”,大吃一惊:家人想救女儿,为了效果“逼真”而没有告诉她。

  他们连夜拿锄头、粪箕,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,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,自杀死了。随后,父女俩到处逃难、讨饭。

  控诉

  抗战胜利后,黄有良回到村里。因为“被糟蹋过”,她只能找了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。丈夫知道她的过去,一有气,就打骂。

  “文革”时,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,常背后议论,骂她是“给日本人睡觉的”。小孩入团入党,都不可以。

  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,3个女儿,两个儿子。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。

  这个“苦命人”,一直默默承受着一切。

  2000年,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,到海南调查慰安所情况。“当时民风尚未开化,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妇的事实。在自然村,小家庭的事无法隐瞒,村里的慰安妇都有心理压力。”

  他回忆,那时黄有良身体还算硬朗,但只会说黎族语言,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译。他们确认黄有良在藤桥镇遭遇日本兵,事后被送到藤桥镇慰安所。“有些慰安妇只是在小据点,尚有喘息余地。但在慰安所的妇女,则要承受更重的苦难”。苏智良说。

  也是在那时候,黄有良下定决心,要到日本,当着他们的面,控诉他们。她说,自己不怕。

  2001年7月16日,黄有良、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,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,并给予相应赔偿。

  几年来,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,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。至2010年三审结束,仍是败诉。

  苏智良介绍,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,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;根据战前规则,诉讼时效是20年,已超过年限等。

  黄有良气愤、不甘心,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。“我腰弯了,路也快走不动了。别说去日本,就是来趟海口,都觉得很累。但只要我动得了,就要去日本打官司。官司打不赢,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!”她对媒体表示。

  死亡

  黄有良90岁了。生命的最后,她面部更瘦削,颧骨凸出,不出门,也不爱说话。

  她的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,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,但他仍然无法接受丧母。

  村长胡亚梁介绍,黄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。农忙时,几个儿子种些芒果和稻米,剩下时间外出做工。老人生前有养老保险,一个月能拿100多元。

  苏智良回忆,最后一次见黄有良是2014年。那时她身体有些虚弱,两三天不吃饭,志愿者们一度担心她挺不过去。

  从2000年起,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给予受害人实质性的援助。当时还没成立基金组织,只能跟海外华人华侨联合援助。研究中心每年给每个人5000元补助,财务负担很重,但仅够维持老人们的温饱。

  近20年来,苏智良走访23个省份,援助200多人,最多时有100多人等待援助。可渐渐地,这些老人相继去世,虽然财务负担慢慢减轻,却让他很不好受。这几年,他甚至“敦促”媒体人采访,“多写写吧,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。”

  志愿者胡雪菲参加了黄有良的葬礼。今年1月她到海南为黄有良送慰问金时,她已无法下床,话也不多。有时还会记忆错乱,答非所问。唯有牙口还不错,尝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点心。

  照片中,黄有良戴着深褐色的头巾和银色的耳环,穿着暗红色的棉衣。

  距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,又过去16年了,8名“慰安妇”也相继死亡。

  2006年8月,一审败诉后的第二天,杨阿婆带着遗憾离世。仍幸存的7人非常气愤,但并没有放弃,继续提起上诉。

  今年5月11日,陈亚扁离世。在她的葬礼上,志愿者们见到黄有良。“照片里,她看起来状态不错。”苏智良说,黄有良算几个慰安妇里身体最好的,想不到,老太太走得这么突然。

  如今,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也逝世了。

  她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的消息。

责任编辑:刘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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